新修訂的行政訴訟法已于2015年5月1日起施行，對被訴政府機關的行政應訴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作為一種回應，日前，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關于加強和改進行政應訴工作的意見》，對各級政府機關支持、配合人民法院依法開展行政審判工作作出了五方面的規(guī)定，其一是“依法履行出庭應訴職責”。《意見》從“政府職責”的維度強調：要明確行政應訴工作職責分工，強化被訴行政行為承辦機關或機構的行政應訴責任；要加強行政應訴能力建設；要確保行政應訴工作力量與工作任務相適應；要將行政應訴能力建設情況納入依法行政考核體系；等。

　　曾記得，我國《行政訴訟法》1989年4月4日頒布實施時，社會反響極大。因為它突破了計劃經濟年代的那種“官管民，民服官”的行政模式，要求“官”必須依法“管民”，而“民”（這里泛指自然人/法人）呢，可以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為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而不“服官”，甚至可以依法起訴（俗稱“民告官”）。政府部門官員的情緒則遠遜于“民”，或埋怨，或尷尬，或困惑，或漠視，甚或覺得一旦“民告官”，便是“官”的“恥辱”。沒幾年的工夫，態(tài)勢有了明顯的變化，“民告官”順應了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發(fā)展趨向，諸多的行政訴訟案，民，不亢不卑；官，不驚不乍。可新的問題又產生了：被告一方，即政府部門的首長或不愿、不敢出庭應訴，或出庭應訴卻不“應聲”，一言不發(fā)，形同虛設，或指派律師作為法律顧問到庭應付一下了事。

　　時下行政部門延聘律師當自己的法律顧問，這是常有的事，即使官司臨頭，臨時尋找一位律師代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律師的代言并不能全然代表行政首長的職能。就法律知識、訴訟程序、現(xiàn)場應變、辯論能力而言，律師自然相比行政首長略勝一籌，但本部門的具體情況、本案件的癥結所在以及應訴時將作何種“讓步”、將有何種結局、將產生何種影響，這些唯有行政首長心知肚明，律師是無法越俎代庖的。行政首長在庭上所擺出的事實、所陳述的道理、所表示的態(tài)度，都不僅僅是一個言語的“分寸感”、法律的“適應度”所能替代和包括的。正因如此，行政首長應訴就顯得極為重要，也極為現(xiàn)實的了。新修訂的行政訴訟法及國辦的《意見》提出加強和改進行政應訴工作是切中肯綮的。

　　加強和改進行政應訴工作，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意義——

　　首先，體現(xiàn)政府對民意、民聲的尊重。與民事訴訟一樣，行政訴訟的原告和被告在法律地位上是絕對平等的�！懊窀婀佟辈⒉淮嬖诿癖娸p視甚或污蔑政府的意味，它是起用法律的手段來控告政府某些具體行政行為或抽象行政行為（“紅頭文件”）的不合法，以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民告官”堪為民意、民聲的極致，政府強化行政應訴，從淺層面說，當是一種對民意、民聲的尊重，至于“民告官”是否有利、是否合法，那是由法院來定奪裁決的。

　　其次，推進行政應訴，也有利于建設法治政府。人們常說：政府權力是“國之公器”。這是因為它是抽象的國家權力在日常生活中最具體、最集中的表現(xiàn)形式，其觸角深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方面直接護衛(wèi)著公民權益和社會秩序，另一方面也可能較易地侵害到公民的合法權益。政府的行政行為是否存在亂作為、不作為而使得公民權益受到損奪，政府自己說了不算，得通過一系列的行政訴訟得出結論。行政訴訟常態(tài)化，可令政府決策、辦事都以法律為圭臬，設若如此，建成法治政府將指日可待。

　　再次，“民告官”也是公民通過法律手段對政府行為的一種監(jiān)督。著名法學家伯爾曼曾說：“法律需要被信仰，否則它形同虛設�！币粋�政治文明的國度，民眾要信仰法律，政府更要信仰法律。政府信仰法律的一個重要表征便是自覺接受來自各個方面的法律監(jiān)督，諸如人大監(jiān)督、司法監(jiān)督、輿論監(jiān)督、民間監(jiān)督等，“民告官”是最為有效、最為堅挺的民間監(jiān)督，因為從應然角度而言，它無疑是受到司法機關的支持，以法律為強大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