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一起由村民不服貴州省人民政府駁回行政復議申請的行政訴訟案件，在貴州省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貴州省副省長陳鳴明作為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這起行政訴訟的爭議焦點：一是征地拆遷安置補償方案的通知是否屬于行政復議受案范圍；二是省政府作出的駁回行政復議申請的決定是否合法。

　　副省長主動出庭應訴民告官案件，應該說是罕見的。按照當?shù)孛襟w的報道，這是全國首例副省長出庭應訴的行政案件。新修訂的行政訴訟法明確規(guī)定，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不能出庭的，應當委托行政機關相應工作人員出庭。從這個意義來說，副省長能夠主動應訴關于征地拆遷的普通民告官案件，也是法治的題中之義。

　　我以為，“副省長主動出庭應訴”的最大價值，在于它是一次鮮活的普法。這種普法既指向民眾，也指向官員。“副省長應訴”就是在告訴民眾，在嚴格守法上，并不存在官員和民眾的區(qū)別。同樣的，對于行政機關負責人而言，“副省長應訴”也在昭示，要履行訴訟義務，不要回避問題，如此，矛盾才能得以解決。

　　可以預見，隨著新行訴法的推行，會有越來越多的地方行政官員主動出庭應訴。不過我以為，這仍然不夠。道理很簡單，從官員主動出庭應訴，到“民告官”系列案件都能被公平審判，兩者尚有距離。事實上，近年來“民告官”案件的勝訴率一直在呈下降趨勢。盡管《行政訴訟法》在立案、判決等方面做出新規(guī)定，但我國“民告官”案原告勝訴率，還是從10年前的30%降至近年的10%。

　　這背后原因何在？從媒體報道的另一個新聞中，或許可看到真相。河南省從2013年起試點民告官案件異地審理，信陽、南陽、安陽成為改革試點地。結果，截至2014年5月，僅信陽一地，行政機關敗訴率就上升了17%。顯然，民告官案件勝訴率不升反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它們往往是“轄地管理”，地方法院人財物都受制于地方政府，如此現(xiàn)實下，又怎能指望它們獨立地行使審判？

　　因此，要副省長出庭應訴，更要去除地方對司法的干預。當下，“民告官”的案件多集中在拆遷、物權、上訪等領域，倘若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無法真正做到不干預、阻礙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那么官員出庭就只具有形式上的意義。我們渴望看到“副省長出庭應訴”的消息，更渴望看到民告官勝訴率的自然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