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番禺11歲女童盈盈失聯(lián)案偵破，殺害女童的嫌犯韋某（19歲，廣西人）已被警方抓獲。經(jīng)警方核查，韋某曾于2010年在其家鄉(xiāng)掐死一名男孩，因作案時年齡未滿14周歲依法不負刑事責任；2011年，其在家鄉(xiāng)又因持刀傷害小女孩被判刑6年。2015年11月，韋某減刑釋放后來到廣州市番禺區(qū)，2016年1月18日殺害盈盈。（1月20日《廣州日報》）

　　5年內(nèi)頻繁作案，手段殘忍，韋某的惡劣行徑使輿論一片嘩然。一時間，“降低入刑年齡”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人們質(zhì)疑“刑事責任年齡的設置，保護的其實是‘未成年罪犯’”、“那些遵紀守法的未成年人卻受到了傷害”。

　　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頻發(fā)，犯罪呈現(xiàn)低齡化趨勢，但不能因為發(fā)生個案，便要求“降低入刑年齡”。刑事責任年齡的設置有其充分的考量，而降低入刑年齡，并非解決未成年人犯罪的好辦法，也具有操作上的困難性。

　　設置“未成年人年齡”是因為法律有一個基本的考量，人只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圍內(nèi)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未成年人正是由于生理、心理上的不成熟，無法對自己的行為作出完全的負責，才有了“監(jiān)護人”的存在。隨著社會的發(fā)展，青少年日趨早熟，受到的來自環(huán)境的負面影響也增多，這是犯罪初始年齡降低的重要影響因素。但若因此將刑事年齡降低，那么當社會環(huán)境繼續(xù)惡化，犯罪人的年齡繼續(xù)降低時，將入刑年齡降低到何種程度是個盡頭？況且，懲罰本身不是目的，刑罰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保障公平正義，對于未成年人，能用教育解決的問題，便盡量避免用懲罰，也是社會公平正義的一種表現(xiàn)。

　　人們質(zhì)疑，刑事責任年齡的存在，使未成年人犯罪時可減輕、免除刑罰，這樣對于受害者來說是否公平？從刑事的角度來說，犯罪的人是在對國家承擔責任而不是對被害人承擔責任，因為刑法是不允許“以暴制暴”這種直接報復行為的，所以是國家對犯罪人進行懲罰，國家可以選擇懲罰或不懲罰、如何懲罰。那么，“是否公平”其實與受害人并沒有直接的關(guān)系，受害人只能得到賠償角度上的公平，而不能追求對受害人“報復”上的公平，因此刑事責任年齡并不存在對受害人“不公平”的情況。

　　刑法從1979年頒布至今，期間有過9次修改。規(guī)定十四周歲刑責年齡這和整個刑法體系是相適應的，如強奸罪中的與幼女發(fā)生性關(guān)系，對兒童、幼女的規(guī)定都是未滿十四歲。當把刑事責任年齡降低時，是承認未成年人對自己行為負責的年齡有所降低，刑法中相應的其他規(guī)定便也需要做出調(diào)整。

　　也有人提出，對于個案，是否可以用例外來進行處置，就像日本曾有未成年人被判死刑的案例。但目前在社會上流傳甚廣的“日本首例未成年人判死刑（永善基準殺人案）”的案例其實是不準確的，根據(jù)日本《少年法》的規(guī)定，未滿18周歲絕對不適用死刑，已滿18周歲未滿20周歲的未成年人在特殊情況下可以適用死刑，而永善基準在實行犯罪行為時已超過18周歲一個月，判處其死刑，并非特別處理。因此，是否能用“例外情況”來處理，需要在現(xiàn)行法律制度下進行充分討論與權(quán)衡。

　　生來就是“心理變態(tài)”“迫害狂人”的孩子的數(shù)量實在是寥寥無幾，家庭環(huán)境、教育、社會道德等復雜原因使一批未成年人在成長過程中偏離了道德的軌道，觸犯了法律，那么要減少未成年人犯罪的發(fā)生，從導致未成年人犯罪的源頭開始行動，是否比用刑罰來震懾更有效果？降低入刑年齡，實需三思而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