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焚燒秸稈很火，相應(yīng)地，禁燒秸稈也很火，具體則體現(xiàn)在那標語上。

　　“飛機已經(jīng)上天，地里不準冒煙”、“誰家麥茬誰家管，焚燒拘留加罰款”、“上午燒麥茬，下午就拘留”、“全面禁止秸稈焚燒，堅決查處第一把火”、“蹲到地里點把火，拘留所里過生活”……見到此類標語，讓人唏噓之余更感到悲哀。

　　對于農(nóng)民焚燒秸稈事宜，當下確定的是，并沒有足夠的依據(jù)能夠坐實“焚燒秸稈致霧霾”。其次，不換位思考、多想想農(nóng)民的為難，反而以“城里人看鄉(xiāng)下人”的視角來治理，無形之中侵害到農(nóng)民的利益，焚燒與禁燒之間，難免會有下一個乃至下下個16年——自1999年起，秸稈禁燒已“狠抓”16年。

　　退一步說，暫且不論工業(yè)廢氣、汽車尾氣等才是霧霾的主要成因，以及如今的霧霾實際上在三十年前就已埋下伏筆。縱使焚燒秸稈確實是霧霾的“罪魁禍首”之一，便可對焚燒秸稈的農(nóng)民采取嚴刑峻法么？宣傳標語中，不是罰款，就是拘留，赤裸裸的語言暴力，是否似曾相識、感覺時光倒流？

　　曾經(jīng)，亦是如此的歇斯底里——那些歲月雖已逝去，但依舊在時間的年輪里留下了斑斑痕跡。瞧一瞧那些年的計劃生育口號：“一人超生，全村結(jié)扎”、“國家興旺，匹夫有責；計劃生育，丈夫有責”、“能引地引出來，能流地流出來，堅決不能生下來”、“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再細細對照如今禁燒秸稈的標語，雖說已沒那么殘忍和夸張，但思維邏輯以及給人的直覺印象是不是如出一轍？

　　是的，一樣的讓人感覺不到“程序正義”——拘留或罰款總該有法律程序吧，說拘就拘、說罰就罰，法規(guī)的剛性何在？一樣的粗暴野蠻——憑什么蹲到地里點把火，就拘留所里過生活？“我”的點火理由說給誰聽？一樣的浮夸、虛假，是一種語言污染、精神污染——“我”就燒了把草，何以“害人害己害子孫”？假若“我”都吃不上飯了，“綜合利用人人夸”又有何用？

　　正因如此，才讓人深覺悲哀。很難想象，大力提倡為民服務(wù)，強調(diào)依法治國，物質(zhì)基礎(chǔ)又已極大改善，生活方式也是全球化，以及權(quán)利意識更是日益覺醒的今天，一些地方的話語邏輯、思維和行為方式，卻依舊停留于那個“野蠻時代”。鑒于此，似乎也就能理解，為何整個社會輿論總是呈撕裂狀，公共理性總是難以生成——“以吏為師”的國度，官方口吻有時竟如此冰冷，又何以起到凈化作用？而官方思維與民間思維存在如此大的代溝，可不雞同鴨講、一地雞毛？

　　喬治·奧威爾說，“有什么樣的生活就會形成什么樣的語言，而什么樣的語言則又會強化最初的原因，導致相同結(jié)果的強化”。與此同時，無疑也說明法治社會的構(gòu)建以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依舊任重而道遠。

　　真心期待，不久以后，宣傳標語中不會再把人民視為“假想敵”，官方的口吻會更加的人性化、具有人情味，整個公共言論空間，充滿的是理性、溫和和真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