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1歲的無業(yè)男子田福生，冒充清華、北大雙碩士，自稱做奢侈品生意，4年多的時間里，通過QQ聊天等陸續(xù)與15名女大學生談戀愛，并騙取人民幣35萬余元，至少3人曾為其打胎。更令人吃驚的是，有幾名被害人是同一所學校的校友，甚至還有兩位被害人是同一寢室的室友。17日上午，北京房山法院公開開庭審理此案。檢方以詐騙罪對田某提起公訴。（6月18日《京華時報》）

　　受害者不幸的人生遭遇，又一次演繹成，眾人的香艷談資。于是，在一種起哄戲謔、且怒且怨的氛圍內(nèi)，這一詐騙案被描述成“大叔逆襲”，甚至被視作一段令人欽羨的“偉績”？而與此同時，那15名受騙的女大學生，似乎并未得到多少同情。一干圍觀者儼然更習慣于，擺出一副“怒其不爭哀其不幸”的姿態(tài)，對之橫加嘲諷、肆意批判。凡此種種，當真可算節(jié)操碎了一地。

　　面對此類桃色新聞，公共輿論對“受害女性”的剖析，往往都表現(xiàn)出相當程度的刻薄。比如說，總是以“有錯推定”的視角，來想象女性角色的所作所為；總是以葷腥調(diào)侃的口吻，來“消費”事件本身最隱秘、最細節(jié)的部分。在很多時候，明明是受害者，卻在第一時間成為被指責的對象……而在田福生一案中，上當受騙的女大學生們，當然難逃被貼上虛榮、低智、不知恥一類的標簽。

　　不知從何時起，我們解讀此類情債案，已然形成某種充滿惡意的、程式化的套路。那就是，忽略真實的來龍去脈，忽略法理、道德的界定，反倒自以為是地，想象出“不堪劇情”并據(jù)此圍攻討伐。這種種現(xiàn)實因素，一同作用于田某案中，也便形成一股詭異的輿論風向。

　　所謂大叔逆襲，本質(zhì)上不過是“渣男作惡”。這一判斷，理應是我們理解該案的基本立場。受害女大學生也許有錯，但既無直接的事實依據(jù)，公眾本該心懷同情、嘴下留德才是。值得反思的是，在一個價值日益多元的時代，諸如“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一類的粗糙標準，是否仍舊適用于我們之于“情債糾紛”的觀察——事實上，從沒有一套絕對適用的解讀框架，可被套用來就所有個案展開分析。

　　或許，每一起個案，都有獨特的原由。以田某案為例，實在有太多有待深思的地方：女大學生的社交偏好與心理弱點，網(wǎng)絡工具所衍生的技術(shù)性風險，以及異性魅力的行為學構(gòu)成，諸如此類都是值得研究的嚴肅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