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體頻繁爆出明星吸毒被抓的丑聞，引起輿論嘩然。其實明星吸毒并不是新發(fā)現(xiàn)的娛樂圈秘密，只是最近警方加大打擊力度，媒體加大曝光力度，而且毫無回旋余地。如柯震東這般鏡頭前痛哭流涕悔不當初，也就罷了，偏有寧財神之流，從拘留所出來還高調(diào)討論大麻合法化，呼吁對涉及大麻的量刑網(wǎng)開一面。

　　娛樂圈諸多明星卷入吸毒，是由多種因素造成。出事了，自然也有開脫的理由。賣淫嫖娼被抓，就有人呼吁賣淫嫖娼合法化，黑龍江前人大代表遲夙生甚至還發(fā)提案;吸毒被抓，就有人說國外有毒品合法化的做法，我國也可借鑒。我不知道，那些被抓的貪官，是否也有人替他們呼吁一下貪污的合法化呢？

　　美國著名經(jīng)濟學家弗里德曼曾經(jīng)寫過一篇關(guān)于毒品合法化的文章，其觀點是，毒品合法化后，毒品價格會迅速下降，會減少引誘吸毒，犯罪率也會有很大下降。這種純粹經(jīng)濟學的視角，忽視了復雜的社會因素。他們假設每個消費者都是理性的，都是趨利避害的。但毒品對它的消費者而言，恰恰是會使他們失去理性，失去判斷，不僅危害自己而且危害社會，否則也不會滋生那么多犯罪。

　　上世紀70年代，美國“嬉皮士運動”主張享樂主義，認為吸食大麻是一種自由，當時一些有影響的社會團體也都支持大麻合法化的主張。后來，公眾目睹了吸毒給社會、家庭和個人帶來的巨大危害，美國人對毒品和禁毒的認識趨于一致，到里根政府發(fā)動“反毒大戰(zhàn)”的80年代中期，毒品“合法化”的呼聲逐漸減弱。

　　我國何嘗沒有前車之鑒？晚清政府為緩解財政壓力，實行鴉片的貿(mào)易合法化，結(jié)果兩次鴉片戰(zhàn)爭成為中國人心頭永遠的痛;1930年軍閥為籌集軍餉，強迫種植鴉片，當時全國6%的耕地種植鴉片，結(jié)果搞得民不聊生，“東亞病夫”也由此出名。

　　近些年來，中國吸毒人員依然在不斷增長，禁毒形勢嚴峻。此時公知出來兜售在西方爭議頗大的“毒品合法化”觀點，未免有點太天真。毒品的危害盡人皆知，否則西方國家的政府在發(fā)起禁毒戰(zhàn)爭時，就不會采取那些嚴厲的執(zhí)法行動;聯(lián)合國也不會通過國際公約以及一系列聯(lián)合行動，打擊跨國販賣毒品并規(guī)定各成員國負有共同的責任。

　　中國禁毒的投入相比于美國而言太少了，對于反毒的宣傳也不夠力度，否則某些吸毒的編劇也不至于大張旗鼓地為自己吸食大麻喊冤。毒品有害，但比毒品更有害的，是“毒品合法化”的謬種流傳帶給社會大眾的毒害。▲(作者是中國政法大學疑難證據(jù)問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