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要有所為有所不為
●基本職能應是提供公共產品
●強化規(guī)劃協(xié)調提供信息參考
●營造法治環(huán)境提供社會保障
當前,從全國范圍來看,政府職能轉變的問題還是比較大的。以往的教訓是,每次談及轉變,總是由政府來定規(guī)劃、定重點,然后政府來組織項目,組織人力、物力,定項目、定目標,然后技術攻關,再由國家的企業(yè)或者國有企業(yè)來進行產業(yè)的轉化。其結果是,從一開始,人們制定職業(yè)性計劃時往往就很難掌握全部信息,政府組織研究、攻關的效率也很差。
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的科學、技術、發(fā)明遠遠落在外國人后面。但是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情況已經極大改觀,現在的科學和技術人員數量世界第一,研究和開發(fā)經費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而超過了日本。有相當一部分技術發(fā)明接近世界前沿水平,但是相關的產業(yè)化卻是步履維艱,沒有發(fā)展起來。有一些商品化、產業(yè)化了,但卻像“小老頭樹”,老長不大。究其原因,我認為在于體制。
目前,我國市場主體面臨四大體制性障礙。第一是政府配置資源的權力太大。第二是把GDP增長作為政績好壞的主要考評標準。第三,我們的財政體制不管是收入方面還是支出方面,都要求各地政府官員把GDP搞上去,把量搞上去。收入方面,稅收的一半是增值稅,而且是生產型增值稅。生產型增值稅是跟物資生產部門直接聯系的。支出方面,中央責任過度地下放給了地方,一個是義務教育,一個是社會保障。有70%以上的支出責任在縣級財政,更早時甚至在縣以下。這就使得地方政府官員想盡辦法增大經濟總量,而不考慮效率。第四點則是資源型生產要素的價格太低,電價、地價,現在還有外匯。這些生產要素價格太低,等于鼓勵用粗放型的方法來增加GDP。
現在,全國都在組織經濟發(fā)展方式的轉型。政府仍應起到一個領導者的作用。但是,要總結我們歷來的經驗教訓,要改善我們的方法;镜木褪钦兴鶠,有所不為。政府的基本職能是提供公共產品。政府現在就有一個職能普遍沒有得到發(fā)揮,這就是規(guī)劃和協(xié)調。這個規(guī)劃不是指制定指標,也不是指制定計劃,而是提供綜合性、長遠期的信息供業(yè)界參考。每個企業(yè)掌握的信息往往是短期的、局部的,而現在的產業(yè)分工變得非常復雜,互相之間的關系很密切。
公共產品和私用品之間有一個中間地帶,不同的情況之下這個中間地帶可能還會有所變化。在中國的情況下,可能政府做得更多一點。但是,有一些是肯定應該由企業(yè)做的,由市場做的;政府越俎代庖,效果肯定是不好的。這并不等于說政府就無所作為;政府應該有作為,但是政府要做它應該做的事情。政府應該作為而實際上不作為,缺點也非常明顯,比如不能提供良好的法治環(huán)境,不能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無法保持宏觀經濟穩(wěn)定。
現在,政府在組織經濟方面有四個方面不值得提倡。第一是指定技術路線。日本政府在信息產業(yè)方面的此種教訓非常深刻。第二是設立了過多的行政許可和市場準入。行政許可和變相的行政許可,可謂五花八門,有的叫審核制,有的叫備案制。市場經濟的原則本應是非禁止進入,即沒有法律明文禁止的都可自由進入。我們則是管得太多。關于民營經濟的“新36條”,有很多的進步,特別是明確了非禁止進入。但目前這還只是個文件規(guī)定,實際上市場準入方面的障礙未打破。第三,運用行政權力壟斷市場,與民爭利。黨的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對于國民經濟在哪些行業(yè)要控制,哪些領域要統(tǒng)治,是有明確規(guī)定的,雖然這個規(guī)定還是有一些人認為范圍太大了一點。但有一些自然壟斷行業(yè)是不是應該由國家控制,這有爭論。而現在,國家實際上控制的領域,比十五屆四中全會規(guī)定的要大得多了。第四,部門利益“肥水不流外人田”。本部門掌握著某一個基金,或者是某一個方面的準入控制,就把這個給自己的關聯企業(yè)或是下屬企業(yè),或是本地企業(yè)。這相當于政府直接進入了競爭,它要支持一個企業(yè)就等于打擊別的企業(yè)。
當然,政府要對一些新產品、一些既有社會效益又有外部效益的產品進行補貼。但這個補貼要盡量用補貼需方的方式。這種方式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發(fā)揮消費者主權,通過市場的辦法來篩選。
我們的教育體系和科研體系,最大的問題就是行政化管理,F在正在進行去行政化的探索,這種探索一定要由政府來做,因為政府不開口、不同意,根本做不了。另外,學校內的教育體系應有一些革命性的變革。革自己的命確實是比較困難的,有很多人是不愿意革自己的命的。但是,如果由此推論說革自己的命是不可能的,那就意味著在放棄改革。
。ㄗ髡邽閲鴦赵喊l(fā)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責任編輯:胡可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