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德年間,有一位大學士名叫焦芳。還在正德皇帝的爺爺憲宗為帝的成化年間,焦芳受到一個案子的牽連被流放,他懷疑此案是江西安福人彭華等官員在背后策劃的,于是他對江西人恨之入骨。后來復官并做到了大學士,便開始進行報復。
恰好當時有一個南洋的小國滿剌加派使臣來大明朝貢。一個叫亞劉的使臣,本是江西萬安人,原名蕭明舉,犯了罪流亡海外,改名換姓,沒想到混出來了,還當了使臣。
蕭明舉這個人品行不好,他和另一個滿剌加土生土長的使臣端亞智同來天朝朝貢,途中他密謀到渤泥國索取財物,大約端亞智認為這破壞了國家的外交政策,不同意擅自行動。這個蕭明舉便把同行的端亞智給殺死了。這當然是件大事,作為宗主國、使臣的目的地的大明朝不能不過問。
焦芳獲知此事后如獲至寶,把蕭明舉的犯罪行為和他的籍貫聯(lián)系起來,說:“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李孜省、彭華、尹直等,多被物議。且其地鄉(xiāng)試解額過多�！庇谑亲嗾埢实叟鷾�,減少了江西五十名鄉(xiāng)試名額。他還把古人拉出來給自己的地域歧視作理論根據(jù),他說:“王安石禍宋,吳澄仕元,皆宜榜其罪,戒他日勿濫用江西人�！�
這個荒謬的說法連另一個老資格大學士楊廷和都看不慣,替江西人抱不平說,因為一個奸民的行為而波及一方,是不正確的。江西已經(jīng)被裁減鄉(xiāng)試舉人錄取名額,難道還要把宋、元的古人拉出來審查懲治嗎?
而焦芳為什么要團結北方籍官員來對付江西籍官員呢?除了個人經(jīng)歷和情感因素,還有一個原因是明朝江西人太能讀書,也太能考試了,不能不引起嫉恨。《明史·儒林傳》中收錄115人,其中江西占35人,全國第一,浙江26人,南直隸(今天江蘇加安徽部分)18人,而整個湖廣省(今日湖北湖南)只有2人。
焦芳是河南人,他當時所依附的大太監(jiān)劉瑾是山西人,于是他把從江西那兒削奪的名額,補加到河南、陜西等北方省。這樣做當然不地道,但對河南、陜西鄉(xiāng)親來說,焦芳大學士是心系故土的“好官”。
古代中國是農(nóng)耕社會,官府所管轄的社會事務有限,沒什么國家投資的大項目,連修橋鋪路都常常依靠民間集資。京官給家鄉(xiāng)爭利益主要是兩方面:一是想辦法給家鄉(xiāng)蠲免賦稅；二是關照故鄉(xiāng)的士子,為故鄉(xiāng)多爭取生員(以縣為單位)或舉人(以省為單位)錄取的名額。
在古代,京官照顧家鄉(xiāng)幾乎是一種傳統(tǒng)�；实圩苑Q受命于天,各級官僚的權力是皇帝授予的,普天之下的老百姓是皇帝的子民。一切來自朝廷的恩惠,都體現(xiàn)皇恩浩蕩。特別是明清兩代中央集權得到空前加強,更是如此。京官替家鄉(xiāng)爭利益,不但可以理直氣壯,而且是一種士大夫的責任。在當時的人眼里,一個官員如果一清如水,在京為官不替家鄉(xiāng)爭利益,只能算一個好人,未必是一個好官。
再以晚清第一中興大臣、亦是清代“立德立功立言”做得最好的高官曾國藩為例。他三十七歲就做到二品大員侍郎,但在他剛剛做了從七品官的翰林院檢討(副處長)開始,就樂于聯(lián)絡在京湘籍官員,為家鄉(xiāng)的百姓疾苦呼吁。湘軍崛起前,清朝二百多年來官員選拔主要通過科舉,湖南的京官和地方大員數(shù)量和重要性遠不如文風鼎盛的江蘇、浙江、江西等省,因此雖為翰林院小官,但曾國藩對造福桑梓責無旁貸。
如其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一的日記所載:“丑正起,為蠲緩華容錢糧,同鄉(xiāng)公去園子謝恩�！蹦且荒甓赐ズ苓叺娜A容等縣遭受水災,曾國藩等湖南籍京官多處奔走、呼吁,讓華容縣蠲免部分錢糧,其余錢糧也蒙恩緩交。這些同鄉(xiāng)京官在深夜兩點(丑正)就爬起來,一起趕到郊外的圓明園拜見皇帝謝恩——可見那時候京官為故鄉(xiāng)說話根本不是潛規(guī)則,而是明規(guī)則。
咸豐元年(1851)十二月,曾國藩的岳父歐陽滄溟致在給他的信中說:
道光十五年前,我衡清(指衡陽、清泉,后來清泉并入衡陽)錢糧都差倒折；自十五年后倒折歸里甲,而兩邑之士民凋瘵日甚矣。捧讀吳御史奏章,無不歡騰,蔀屋控告,官長不肯允行。仁婿為國家興利除弊,或另請御史奏,或面稟皇上,酌定章程,錢糧系都差倒,永不歸里甲倒,頒詔煌煌,為兩邑群黎造福,即為一己子孫造福,切祈切祈。
曾的老丈人是位學問不錯的秀才,他顯然受衡陽的百姓委托,給這位已是禮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的女婿去信,讓朝廷下文改變錢糧征收的“倒折”方式,以減輕衡陽、清泉兩縣不合理的農(nóng)民負擔——清代在各地征收皇糧國稅,以路途中損耗為名要在正稅之外,加征一定比例的折色,有些地方加征的部分還大于正賦,地方官吏以此來謀私。
可見,從曾國藩當了禮部侍郎開始,他已是湘籍京官的領頭人,為家鄉(xiāng)謀福利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后來曾國藩在湖南訓練湘軍,戰(zhàn)勝了太平軍,他的故鄉(xiāng)湘鄉(xiāng)縣隨之從軍的很多,傷亡也較大,因此朝廷幾次下詔增加了湘鄉(xiāng)縣的生員(即秀才)錄取名額。
皇帝為什么允許各地官員如此做?在京官員一定程度上就是各地的利益代表,皇帝掌握著最重要的資源,取之或予之,由皇帝說了算,應各地官員之奏請給予某地一些利益,換取的就是效忠。同時,作為一個疆土廣闊、人口眾多的大帝國統(tǒng)治者,最大限度地掌握資源并進行再次分配,也是為了損有余補不足,來維持帝國的統(tǒng)一——這是帝國最大的利益。
在古代政治的運行中,利益往往大于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