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樣的政績考核導向，往往就有什么樣的施政行為。在政績考核“指揮棒”導向上“糾偏”，就是要糾正“干部出數字、數字出干部”的偏向，倒逼各級領導干部樹立正確的政績觀

　　最近發(fā)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要求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加大資源消耗、環(huán)境損害、生態(tài)效益、產能過剩、科技創(chuàng)新、安全生產、新增債務等指標的權重，甚至要求“對限制開發(fā)區(qū)域和生態(tài)脆弱的國家扶貧開發(fā)工作重點縣取消地區(qū)生產總值考核”。這一政績考核“指揮棒”導向的新變化，對于處于經濟轉型攻堅期的中國來說，意義重大。

　　GDP并不是什么壞東西，它反映著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發(fā)展水平，反映著社會財富的積累程度。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經濟保持快速增長，年均GDP增速近10%，登上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高位。但經濟高速發(fā)展的同時，各地也普遍出現“簡單以GDP論英雄”的政績考核導向，“官帽子”與經濟增速掛鉤明顯。在這一“指揮棒”下，一些地方片面追求華麗光鮮的增長數字，大搞“面子工程”、政績工程，給發(fā)展帶來了很不好的影響。

　　有什么樣的政績考核導向，往往就有什么樣的施政行為。當下經濟運行中出現的環(huán)境污染、產能過剩、耕地占用過多、地方債風險等突出性矛盾和問題，背后無不烙有“唯GDP”的印記。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行業(yè)，之所以先后陷入產能過剩泥潭難以自拔，甚至越減越多，就與“唯GDP”的考核導向有著莫大關系。一些地方為了追求經濟增速，千方百計擴投資、抓項目，人為地助推重復投資和產能擴張。而一旦遇到產能利用率下降、競爭加劇，又常常囿于“政績”考慮，通過繼續(xù)擴大產能來保護無效產能。同樣，在這一導向下，大量“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項目鉚足勁上馬，結果是經濟規(guī)模的賬面好看了，但土地、河流、空氣卻被污染了，地方債臺也越筑越高。

　　面對嚴峻形勢，一些地方在改進政績考核上進行了不少有益探索。今年，北京、上海、廣東紛紛調低經濟增速目標，主動為轉方式、調結構留出更大空間和余地；河北、天津、山西等地紛紛承諾大幅削減高污染產能。但總的政績考核“指揮棒”不改變，政府就有動力繼續(xù)在數字上做文章。更多的實際情況是，不少地方對GDP的看法很糾結：經濟增速上不去，如何體現發(fā)展能力？會不會耽誤升遷？這些小算盤、小心思，導致一些地方在轉型發(fā)展中做“虛功”、喊口號，而在具體工作中仍把經濟增長速度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我們追求的發(fā)展是全面協調可持續(xù)的發(fā)展，根本目的是為了讓人們過得更幸福，絕非那種以犧牲環(huán)境、生態(tài)為代價，或者忽視社會公正的“粗放式增長”。此次，中央抓住問題的重要癥結，在政績考核“指揮棒”導向上“糾偏”，就是要糾正“干部出數字、數字出干部”的偏向，倒逼各級領導干部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把政府施政的動力從粗放式增長軌道上轉到調結構、促轉型上來，從插手微觀經濟轉到更好地履行自己職能上來。各地各有關部門應拿出創(chuàng)造性的落實舉措，完善考核指標體系，促使廣大干部多做抓基層、打基礎、管長遠的工作，更加注重經濟發(fā)展質量的提升，更加重視勞動就業(yè)、居民收入、社會保障、人民健康狀況，努力提高經濟發(fā)展的“含金量”。